范仲淹与滕子京的生死交情
当人们从教课书、装饰匾、拆叠扇上读到《岳阳楼记》时，无不为文章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长天一空，皓月千里”、“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的景色，引起思想共鸣，经受心灵洗礼，得到美感享受。
与此同时，人们也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文章的作者范仲淹与重修岳阳楼的主人翁滕子京有着怎样的关系？北宋庆历年间文星璀灿，文豪层出，云蒸霞蔚，为什么《岳阳楼记》偏偏请范仲淹撰写，而不是别人？
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必须从他们两人长期的交往说起。
(一)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正月十三日，皇帝赵恒宣布当年三月举行全国性大考，任命兵部侍郎、修国史赵安仁为知礼部贡举（即全国科举主考官）。北宋科举考试一般三年一次，大中祥符五年停考，这次科举间距长达六年。因此真宗皇帝对本届考试非常重视，他要求朝廷诏令全国，广泛发动，家喻户晓，让所有合格的人都能参加。当他看到各地上报应试举子人数“减于常岁”（1）时，马上责令赵安仁向全国进行再一次发动，争取更多贫寒人家的子弟参考，他说：“若能精选寒俊，虽多何害！”（2）
早春二月，京城开封牡丹初绽，柳丝新萌，汴河水暖，草长莺飞，一派皇城春色迎来了天下举子。在成千上万的举子中，有一位来自陪都南京（即河南商丘）应天书院的26岁考生朱说（朱说即是范仲淹）和一位来自西京河南府（即洛阳）的24岁考生滕宗谅。
在来京候考的短暂时间里，举子们一边抓紧复习，一边互相拜访，范仲淹与滕子京在这样的条件下结识，“始从之游”（3）。毕竟时间短暂，考试压力在身，彼此了解不深，后来范仲淹对当时交往的回忆是“然未笃知其为人”（4）。期间，与他们结识且“布素从公之游”（5）的还有蔡齐、肖贯、谢绛、朱贯、王丝、王渎、庞籍、李仲偃、刘夔、王甲、王举正、张升、魏兼、欧静、周骙、黄鉴、沈严、沈偕、张泌、齐廓、张观、郭劝、刘越等考生。这些人进士及弟后，成了北宋中期的一代名臣。
3月中旬，万余名举子经过《置天下如置器赋》、《君子以恐惧修省》、《顺时知微何先论》（6）等高难度赋、诗、论考试,绝大多数已被淘汰，仅极少数进入殿试,范仲淹与滕子京名列其中。随之,在“真宗皇帝临轩,以文考天下之士”（7)的殿试中，他们两一举成功，名悬皇榜，进士及第。
正是这两个有着相同凄苦生世（范、滕两人的父亲皆早逝），靠母爱抚养成人，“忧思深远”，誓“以天下为已任”（8）的年轻人，经过长期艰苦磨砺，发奋攻读，挑战人生，终于摆脱了“出处穷困”（9)、“布素寒资”（10)的命运。也正是这场科举考试，为两人提供了相遇相知、相辅相成的历史机缘。
(二)
自两人进士及第分别后，天各一方，音信杳然。
范仲淹先是在广德军（今安徽广德、郎溪与江苏常州、浙江湖州部分地区）任司理参军一职，在任上,他把母亲也接到了自己身边。两年后的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调亳州（谯郡），任集庆军节度推官（即从事,幕府一般官员）。此时他向朝廷呈上了《奏请归宗复姓表》，得到批准,正式恢复了范仲淹的原名。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调任朝廷直管的泰州西溪盐仓监官，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即范仲淹来西溪盐仓的第3个年头,盼来了阔别多年的滕子京。
滕子京第一任是在鲁地潍州（今山东潍坊）任从事,真宗天禧3年（1019年）从北方调到了五岭南麓，粤、湘、桂毗邻的连州，仍为州衙从事。在连州呆了4个无声无息的年头，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终于调离，来到了东海之滨的泰州，依然担任从事旧职。
天圣元年（1023年）早春某日，当范仲淹获悉滕子京调来泰州的消息后，立即跃马前往看望。在泰州衙门滕从事家中，范仲淹受到了滕母刁氏老夫人和滕妻李氏少夫人的热情款待。刁老夫人“性柔而明，端而慈”；“外丰礼于宾客，俾令人是亲”（11）的慈母形象与长者风范，李少夫人的兰蕙之姿与温雅之德，深深刻入了他的记忆。滕子京设宴接风，两人已经8年没有见面，今日相逢，未免豪饮，酒过三巡，主人即席赋诗，以表思念之情与相见之乐（滕子京的诗未见记载）。范仲淹随即和上《酬滕子京同年》（12）诗一首，以答谢、以交谊、以言志：
“谢家风雅若为酬,散吏方耽海上游。
疏懒几忘传笔梦，寂寥仍有负薪忧。
欲歌兰雪归真隐，敢向簪轩竞急流。
如共茂先瞻气象,莫言神物在南州。”
他们俩不仅利用诗歌抒发自己的奋斗情怀，而且利用考察沿海盐场，征收盐民税收，打击私盐劣盐的机会，结伴而行，深入到泰州、楚州（令准安）、通州（今南通）、海州（今连云港）一带调查盐业与农业生产，了解农民与盐民的生活情况。他们发现修筑于唐朝大历年间（766～779年）的东海沿线防潮抖浪大堤（史称捍海堰），当时绝大部份已经塌陷崩溃。每当风雨狂作，海潮掀起，巨浪翻滚，海水便汹涌而入，冲毁盐田农田，冲倒房屋，淹没人畜，灾情惨重。眼下沿海百里农民、盐民逃生他乡，屋舍仅存断壁颓垣，田地一片荒芜，史书中描述的唐朝时盐粮丰收，百姓安居，税源充足的景象，已经荡然无存。
目睹沿海一派荒凉景象，范仲淹与滕子京心情沉重，一怀感伤。他们边看边议，形成了重修捍海堰，阻断海潮灌入，迁回逃亡灾民，营造万亩农田盐田，富裕沿海百姓，增加国家税收的设想。他们特意找到分管东南沿海地区的行政长官淮南发运副使张纶，向他提出了重修捍海堰的宏大工程设想与施工方案。当张纶正在思考的时候，不少官员以修筑捍海堰必将导致堤内雨水无法排出，形成渍潦灾害为由，提出了反对意见。张纶针对两种不同意见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最后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坚决支持范仲淹与滕子京修筑海堰的方案，并且向朝廷呈上了动工请示。在张纶有力的说服下，朝廷批准了捍海堰工程，并且任命范仲淹为兴化县知县，负责工程指挥，泰州从事滕子京知海陵县协助指挥。
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工程正式启动。一时间沿海150多里工堤上几万军民担土筑堤，抬石护坡，挥汗如雨。范仲淹与滕子京白天分头视察工程质量、施工进度及民工食宿。晚上与有关官员一起会商工程情况，研究方法措施。工程进展非常迅速，只几个月时间堤身基础已经奠定，有的堤段还拉出了一定高度。
这年深秋，正当捍海堰工程在热火朝天地向前推进时，一场巨大的寒流（或是台风）突然袭击东南沿海，狂风大作，大雨滂沱，冰雹砸下，海潮以排山倒海之势袭来，倾刻间，百里新堤冲垮冲缺。由于猝不及防，民工衣着单薄，冻得浑身哆嗦，无处藏身。加之,巨浪将100多名民工卷入大海，哭声震天，哀号四起，逃的逃，跑的跑，整个工堤一片混乱。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部分监工官吏不但不积极采取营救措施，主动加以疏导，反而带头说消极话，唱反调，攻击范仲淹好大喜功，不惜民力，他们的态度助长了大堤上的混乱局面。
正在这堤毁人亡的千钧一发之际，滕子京挺身而出，顺着大堤做监工官吏与民工的稳定工作。他批评失职监工官吏的胆小与不负责任，命令他们坚守一线，组织民工转移，做好安全安定工作。他临危不惧，镇定自若，积极应对突发事件，妥善处理紧急情况的非凡胆略、英雄气慨与卓越能力，起到了极大的稳定作用和表率作用，官吏情绪扭转，民工得到疏散，工堤的混乱局面迅速平定，把灾难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
滕子京在关系万人生命的紧急关头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组织指挥才能与为民为国的思想境界，深深感动了作为总指挥的范仲淹，他不但在当时给了滕子京高度评价，而且正是从这一事件上，他认识了他的人品与官品，从心底里把他作为了自己事业上的同志和战友。
正是从这一事件上，滕子京也深深地认识了范仲淹。范仲淹为国立业的战略眼光，为民办事的挚着追求，指挥千军万马的组织才能，临危不惧的忘我精神，滕子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所以无论是这次海上的大风大浪，还是日后政治上的大风大浪，他都义无反顾地认定了范仲淹这位师兄和挚友！
捍海堰事件之后,范仲淹与滕子京并没有泄气，他们继续向淮南发运副使张纶与淮南转运使胡令仪请示，要求重新启动修建工程。可是一些基层官吏百般刁难，以至朝廷一拖再拖,迟迟不予开工，并且于天圣四年（1026年）将范仲淹调往楚州（今江苏淮安）任职监粮料院。
范仲淹在离开泰州西溪盐仓赴楚州时，特地前往海陵县县衙（设泰州）拜望滕母刁氏老夫人,向滕子京与其妻李氏夫人告别。滕子京将范仲淹请到了他的衙斋——文会堂，两人在这里时而弹琴高歌，时而说古论今；既回顾10年仕途生涯，又展望未来政治前景，敞开心扉，倾诉衷情。范仲淹临别时，用他那瘦秀苍劲的行书，写就《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13）诗一首，以表达两人真挚的感情，激励滕子京“琢玉作镇圭，铸金为干将”，在政治上不断发展，在事业上有所建树。诗云：
东南沧海郡,幕府清风堂。
诗书对周孔,琴瑟亲羲黄。
君子不独乐,我朋来远方。
言兰一相接,岂独十步香。
德星一相聚,直有千载光。
道味清可挹,文思高若翔。
笙罄得同声,精色皆激扬。
栽培尽桃李,栖止皆鸾皇。
琢玉作镇圭,铸金为干将。
猗哉滕子京,此意久而芳。
范仲淹到楚州粮料院不久,是年八月其母谢氏夫人在商丘去逝，他离开楚州赴商丘守孝时，心中还挂念着沿海百姓的生存状态，匆匆提笔就重修捍海堰一事向胡令仪写信，表达自己的极力主张与坚定态度。这年秋天朝廷批准继续修建捍海堰，由张纶与胡令仪主持，（此时仍在海陵任职的滕子京很有可能再一次参加了工程建设，因为海陵境内有一段大堤工程。）经过近两年奋战,捍海堰工程终于天圣六年（1028年）七月全线竣工。一条长达150里的巍巍大堤如一条巨龙镇守在东海之滨，将汹涌的海潮海浪锁定在大海之中。原来离乡背境的2600多户农民盐民陆续返乡，农田盐田恢复生产，老百姓又过起了安宁富裕的生活。朝廷对修堰功臣张纶与胡令仪给予了升官晋爵的奖励，老百姓铭记的是范仲淹：“我思范公，水远堤长”（14），史册记载的是范仲淹与滕子京两人合作的创意与奠基。（15）
(三)
在天圣八年（1030年）六月十五日与七月十二日，任河中府通判的范仲淹对同年（指一起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周騤与欧静各寄去了一封书信，这两封信的内容是专门讨论滕子京有关问题的。因滕子京在海陵任职之后，天圣四年（1026年）调任太平洲当涂县知县（今安微省，南京与芜湖之间）。约于天圣七年（1029年）又调往闽西北武夷山南麓的邵武县任知县。滕子京在当涂与邵武期间，利用政务之余，收集了唐朝中央政府颁布的政策、法令、制度、诏书等文件一千多篇，并且将其汇编成册，加以注解说明，对当时的朝政很有借鉴作用。关于这本书如何命名的问题，他分别向范仲淹、欧静这两位同年好友去信征求意见。范仲淹给出的书名是《唐统制》，欧静赐名为《唐典》。此时，在河中府任通判的范仲淹知道欧静的《唐典》赐名后,觉得不妥，有必要加以廓清，于是给另一位学识渊博的同年周骙去信，希望得到他的认同。他在《与周骙推官书》（16）中说：“去年秋，滕子京集李唐制书，得一千首，欧起伯（即欧静）请目之曰《唐典》……周兄积学于书，得道于心，……愿质其疑……。”他在给欧静本人的信《与欧静书》（17）中，则直接指出将书取名《唐典》是错误的，他认为“典”是专指特指，“惟尧舜二篇为《典》”，后代之书“皆随事名篇，无复为典”。他还严肃地向欧静指出：“仆不忍天下君子将切齿于子京，乃请以《统制》之名易之”。并且以商量的口吻既坚持自己的观点，又给欧静下台阶，“或足下必以《统制》为非，则请别为其目。‘典’之为名，孰敢闻命？”
范仲淹在这次书名的讨论中，与滕子京至少有2至3次书信往来，抑或当面有过研究，向欧静也应该还去过1封书信，但无据可查，只能作合理推断了。范仲淹为此频频书信往来于几位同年之间，表示了他对滕子京其人其书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他处事为人的高度责任感和严谨治学态度。要不然书名有错，岂不让自己的好友滕子京贻笑大方。反之，也看出滕子京对范仲淹的特别信任，甚至是崇拜，以至一部书名，非请他再三研究，反复论证不可。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年初，在州县任职长达17年之久的滕子京终于调到京城,在朝廷任职殿中丞。当年八月二十三日皇宫文德殿落成，入夜突然宫殿起火，风乘火势，火借风威，连续烧毁了8座大殿，连仁宋皇帝与刘太后也不得不搬到园苑中避难。火灭后，宫庭宦官在后宫佣人中寻找失火者以追究其罪刑，一名缝匠已逮送开封监禁审查，被怀疑者越来越多，一时间宫中下人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此时，权知开封府程琳、监察御史蒋堂、殿中丞滕子京、秘书丞刘越纷纷向仁宗上疏，指出没有真凭实据，不能随意猜测与盲目捉拿失火人。滕子京从体恤宫庭下人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伏见掖庭遗烬，延炽宫闼，虽沿人事，实系天时”。“然而诏狱未释，鞫讯尚严，恐违上天垂戒之意，累两宫好生之德。且妇人孺弱，棰楚之下，何求不可，万一怀冤，足累和气。”“凡逮系者特从原免，庶灾变可销而福祥来格也”（18）。他和几位官员的谏言终被仁宗皇帝与刘太后采纳，取消对此事的责任追究，保护了众多宫廷下人。
当年八月二十八日，殿中丞滕子京与秘书丞刘越从维护祖制朝纲考虑，以此次宫廷火灾为由头,向刘太后不顾仁宗皇帝“春秋已盛”而霸蛮垂帘听政的行为作出抨击。滕子京上奏说:“国家以火德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19）。其言下之意是强烈要求刘太后还政，将占据10年之久的国家大权交给仁宗皇帝。这与天圣八年（1030年）十二月河中府通判范仲淹上奏要求刘太后还政仁宗的言论如出一辙。范仲淹当时就对刘太后提出:“陛下拥护圣躬,听断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晳明圣,握乾纲而归坤纽,非黄裳之吉祥也。岂若保庆寿于长乐，卷收大权，还上真主，以享天下之养！”（20）由此可见，此时的滕子京与范仲淹两人的关系，不仅仅只限于个人的感情交往，为民办事的互助，而且在政治上形成了高度一致，尽管这种政治倾向与政治行为有着极大的风险，两人却坚如磐石，一往无前。
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刘太后撤手西去，仁宗皇帝亲政。四月，范仲淹从陈州通判调回朝廷任右司谏，滕子京迁太常博士仍任职殿中丞。第2年，即景佑元年正月21日“以太常博士滕宗谅为左正言”（21），尔后又升迁为左司谏。这两位挚友终于迎来了政治上交往的春天，不仅同在中央政府（朝廷）为官，同在一个“谏院”共事，而且共同担任的是受皇帝重用、左右高端政治舆论的重要职务右司谏与左司谏（有学者认为两人没有在谏院同事的经历）。
谁知好景不长，右司谏范仲淹在明道二年（1033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因与御史孔道辅率10多名台谏官，逼迫仁宗取消废郭皇后的诏令被贬知睦州，并“遣使押道辅及仲淹急出城”（22）。范仲淹被赶出朝廷后，滕子京一直惦记着他，先后两次给睦州去信，问候他、安慰他。滕子京的几次来信，给予了范仲淹极大的慰藉，因此，他向滕子京回了一封《与滕子京书》（23）。在这封书信中，他首先就滕的两次来信，只回这一次表示了歉意：“出省（指离开朝廷）后两赐荣问，一未尝至，请究之”。然后对滕子京留在谏院任职表示了羡慕与赞扬：“执事入侍清光，退奉慈圣，可谓美矣”。再后介绍了自己在睦州的身体状况：“某肺疾尚留，酒量大减，水边林下，略能清吟”。最后他请滕子京代他向谏院、中书与馆阁的同僚转告自己的情况，让他们放心：“聊书一轴上寄，并简呈谏院门馆诸公，善知我之素尔”。
滕子京并没有消积地看待这位老兄鲠直诤言遭致贬黜的打击，而是以他为榜样，坚守谏官职责，运用批评武器，维护朝纲君纪。仁宗皇帝废除郭皇后之后，沉迷于尚、杨两位美人（美人指宫妃的一种级别）的温情之中难以自拔，不但疏于朝政，而且身体也因此疲惫致病，国事受到很大影响，引起了不少官员的背后指责。滕子京见大臣们不敢当面向仁宗指出，仁宗与美人交欢日盛一日，已呈误君误国之虞。在一股强烈责任感的驱使下，他当面指责仁宗迷恋后宫已经“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24），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不改后果将不堪设想。仁宗皇帝平日里尚能听得进治国的不同意见，当听到滕子京揭露自己私生活的讽刺言论后，暴然大怒，顿时以“坐言宫禁事不实”之罪，将他的太常博士降为祠部员外郎，罢免左司谏职务，贬放到信州（今江西上饶）担任知州去了。
(四)
范仲淹在明道二年（1033年）贬知睦州（今浙江建德一带），景佑元年（1034年）四月到任，在任上不及半年，八月移知苏州，因在苏州治水救灾有功，景佑二年（1035年）十二月调回京城权知开封府。景佑三年（1036年）五月因上疏斥责宰相吕夷简徇私用人，遭到严重打击，被贬知饶州（今江西波阳）,八月到达饶州就职，直至景佑四年（1037年）十二月调知润州（今江苏镇江）。
滕子京景佑元年（1034年）八月贬知信州,景佑二年（1035年）二月在兖州知州范讽受到贬官，凡与友善者都给予贬黜或免职处分的情况下，作为好友的他也受到牵连，降职为池州监酒。滕子京所在的池州，境内有座九华山，风景如画，道教圣地，因此他特地邀请了相距不远的饶州知州范仲淹前来一游。两人兴致勃勃地登上了九华山，范仲淹对九华山一见钟情，他以诗人笔触描述曰：“上凌紫霄，下盘洪流，千岩白云,万壑清风，草木多灵，民人一熙，书契已降，不知干戈，居者得其寿，藏者得其朽。”（25）滕子京已游数次，早已倾爱，这一次在精于自然风水的范仲淹赞美之下，更是情有独钟了。景佑三年（1036年），他把原葬于洛阳的父亲遗骨移“葬于此山之金鸡原”（26），景佑四年（1037年）又将母亲安葬到了这里，庆历七年（1047年）三月他自己病逝后，家人也把他从苏州奔丧至此，“葬于池州青阳县九华山金龟原”，回到了父母身边。这些都是景佑二年后的话了（也有学者认为范仲淹与滕子京没有这一次同游九华山的经历）。
景佑三年（1036年）底，滕子京迁升为江宁府（今江苏南京）通判，景佑四年闰四月其母刁氏老夫人因年高72岁，无疾而终，范仲淹闻讯后悲痛不已，从饶州跃马上路，赴江宁府吊祭，且应滕子京之请，撰写了《滕公夫人刁氏墓志铭》。范仲淹以对刁老夫人的熟悉、了解与亲敬，在墓志铭中尽情歌颂了她的门第出生、妇德妇道、母爱母仪。他说：“夫人之性柔而明，端而慈，晓文翰，通名理，事长如不克，抚下如不及。居大族五十余载，门中无闲言。及子以言贬，颠沛于江湖间，夫人从之未尝出忧语，知事君之然也，难哉！”（27）我们从墓志铭结尾“尚有人焉，来此拳拳，曰：‘贤哉！滕公夫人之墓’。再拜而去。”（28)可以感知到，范仲淹撰写墓志铭之后陪同滕子京一道扶刁老夫人的灵柩上九华山，参加入土安葬仪式，这才有了预先在碑文上写好刻好的“再拜而去”的现场感，由此可见滕范两人两家感情之深厚之笃真。
范仲淹在景佑四年（1037年）十二月调知润州（又名丹阳郡,今江苏镇江），第二年即宝元元年（1038年）正月到任。就在江南水暖、春花胜火的时节,他在润州迎接了来自江宁府的通判滕子京与另一位同年魏兼。滕子京深知范仲淹爱好道学,为此将自己珍藏的一册道家典籍带到润州,作为见面礼郑重地送给了范仲淹。范仲淹见到道家真经后喜不自胜，立马赋长诗——《滕子京以真箓相示因以赠之》（29）以作答谢（因诗太长未录）。诗中一派道家秘语，仙气渺然，看似沉浸在虚无境界之中，实则借题发挥，倾诉3位年到半百的好友，在经历了23年仕途风云和多次官场失意后，对政治的淡化淡出，对人生本真的感悟与追求。少倾，范仲淹备上酒菜，席间3人且酒且歌,诗词互赠，情之所致，如膏似漆。范仲淹为感谢他们从长江乘船远道造访，长吟起《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访丹阳郡》（30）的诗来。
滕子京在宝元元年年底（1038年）由江宁府通判提升为湖州（今浙江湖州）知州，在这里他“大兴学校，费钱数十万”（31），为当地教育事业作出了极大贡献，“其后湖学为东南最”。
范仲淹于宝元元年（1038年）十一月在饶州接到向东移知越州（今浙江绍兴）的召令，因路途阻延，宝元二年（1039年）七月才到达越州任上。
此时宋朝江山的西北部已经燃烧起战争烈火，由西夏国国王率领的大军集结边境，大有直取中原，鲸吞宋朝之势。仁宗与朝廷在西北国防力量薄弱，连吃败仗的情况下，紧急向内地选调将帅，以解边关之危。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已经52岁的范仲淹在越州任上接到朝廷急令，火速赴西北领军抗战。
(五)
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范仲淹官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四月旋即升为刑部员外郎，任陕西都转运使。五月又升龙图阁直学士，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与主帅夏竦、副帅韩琦共同统领三军。八月再升户部郎中，原副使不变，兼知延州。在延州敌我交战的前沿阵地，范仲淹始终坚持积极防御与伺机进攻的战略方针，采取精选将领、改革兵制、强化练兵、严肃军纪、坚筑城寨、屯兵营田、团结羌民、保障供给等一系列有力措施，迅速改变了延州乃至整个前线的军事状态，扭转了敌强我弱的被动局面。
庆历二年（1042年）年初,宋夏两军战事依然激烈，且战线涉及泾原、环庆、鄜延与秦凤4路，守将与兵力分散，侵略焦点集中到了泾原路的泾州。在此关键时刻，范仲淹将自己的好友，知湖州的滕子京向朝廷推荐但任了泾州知军州。当年闰九月，西夏集中兵力进攻镇戎军，由于大将葛怀敏领军深入敌军重围，在定州砦（今宁夏固原）全军覆没,葛怀敏战死。元昊率军乘胜而来,直逼泾州。此时泾州兵力匮乏,士气低落，大有一触即溃之危。滕子京初来乍到,却临危不惧，他急中生智,使出了一揽子抗敌的高招。一是将“空城计”应急妙用，快速征召数千农民,让他们“皆戎服登城”（32),虚张声势以怯城下之敌。二是“以金缯募敢捷之士”(33)，让他们深入敌营偷探，知己知彼，打有准备之仗。三是宰牛煮酒犒赏士兵，营造凝聚热烈气氛，鼓士气，振军威。四是团结动摇于敌我之间的边寨羌人,让他们与宋军协同作战，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力量。五是将定川砦战役中阵亡战士的牌位“列于佛寺,哭而祭之”（33），并且妥善安置遗属，以培养良好的群众基础。六是急报环庆路主帅范仲淹“引兵来援”（33），以重创敌军，保我泾州。滕子京的这些措施，赢得了军心民心，震慑了西夏军队，等到范仲淹援救的军队赶到时，敌军已经撤退，泾州兵不血刃，保住了一方平安。
庆历二年（1042年）十一月,朝廷对西北战场兵力重新部署，设置陕西4路都部署，由韩琦、范仲淹与庞籍3帅分领，韩琦与范仲淹两人同领泾原与环庆两路军事，泾州成了帅府之地。范仲淹原来兼任知州的庆州急需一位得力干将驻守，因此他立即向朝廷呈上了《举滕宗谅状》（34），要求让滕子京替代自己知庆州。他在状中如是说：“臣窃见知泾州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滕宗谅，词讼公器，周于致用”；“今泾原已有帅臣，本州不屯兵马，别无剧务，欲乞朝廷改除于繁重处任使”。在此状的最后，他作出了举荐风险的担保：“如无称效，及有所犯，臣甘当同罪”，可见他对滕子京的了解与信任到了何等程度。
庆历三年（1043年），西北战局已是我强敌弱，西夏要求议和，边关趋于安宁。六月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八月赴朝廷就职，走上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然而与此同时，他的战友知庆州滕子京却陷入了一场可怕的厄运之中。监察御史梁坚与陕西四路都部署郑戬突然发难，向朝廷告发滕子京知泾州时“费公钱16万贯”（35）有侵欺入已（即贪污）之嫌，风生水起，此案越闹越大，滕子京被禁接受勘鞫（审查）。由于滕子京平日性傲气高，站出来为他澄清、解释的人极少。当此挚友名声遭毁，性命关天的关键时刻，已经身居朝廷相位的范仲淹不顾庇护友人、结盟朋党的政治风险，挺身而出，实事求是，走上了艰难的申辩之旅。范仲淹第一次当着仁宗的面与梁坚廷争时，仁宗皇帝拍案而起，将他训斥了一番。第二次申辩时，范仲淹不用口说，而是呈上了说理充分，事实明确的《奏雪滕宗谅张亢》（36）（张亢，渭州知州，与滕子京一起被告）的文字辩状。他写道：“臣昨日面奏滕宗谅事，当天威震怒之际，臣言不能尽。又章得象（宰相）等不知彼中事理虚实，皆不敢向前。惟臣知从初子细，又只独自陈说，显涉党庇。”紧接着用8项具体事实申述了滕子京的清白，他恳请皇帝派出官员针对自己提出的这些依据，再一次对滕子京与张亢经济案情进行审查，如果“候勘得滕子京、张亢确有大段乖违过犯，及欺隐入已”，自己甘愿与他们一道接受贬职处分。
几天之后，监察御史梁坚再一次发起猛攻，非要把滕张两人治罪不可。仁宗“圣慈赫怒，便欲罢去”，滕子京与张亢到了罢官免职的危急关头，此时范仲淹再一次举起正义之笔，向仁宗呈上了《再奏辩滕宗谅张亢》（37）的辩状。范仲淹知道这一次的申辩风险更大，起句便说：“臣闻议论太切，必取犯颜之诛；保任不明，岂逃累己之坐？”可见他是在前几次冒着罢官危险后，进一步冒着“犯颜之诛”与“累己之坐”的司法风险来为之申辩的。他为了正义，也为了滕子京与张亢两位下级朋友，豁出了身家性命。
经过范仲淹的再三申辩与朝廷的查证落实，“却称只是使过3千贯未入公用，已有15万贯是加诬”（38）。仁宗皇帝也认识到前线抗战将帅用公费犒赏士兵、馈赠羌民、奖励勇士，抚恤伤亡是合理开支，他说：“边帅以财利啖蕃部，此李牧故事，安可加罪！”（39）一场旷日持久的无头官司，一桩让滕子京五劳七伤，丧魂落魄的冤案，在范仲淹以政治生命和血肉之躯为代价的极力保护下，终告结束。范仲淹的人品官品也得到了更多人的了解与崇敬，台谏官苏舜钦就这样评价过他，“非范公私此3人（3人指滕子京、张亢与葛宗古），于朝廷大体，实有所补多矣”（40）。
庆历三年（1043年）年底，滕子京由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降为天章阁待制，由知庆州贬知凤翔府，再贬知偏远小郡虢州（河南灵宝）。谁知在监察御史梁坚已经死亡、仁宗已作出“安可加罪”表态的情况下，少壮派御史王拱辰、太常博士燕度又一次向滕子京发起弹劾，王拱辰拉着仁宗的衣角恳求罢他，还以不上朝作要挟，逼迫仁宗作出处理。仁宗无可奈何，作出了再贬滕子京去南方知岳州的决定。滕子京在虢州屁股尚未坐热，庆历四年（1044年）早春便勿勿赴江湖之远的岳州上任了。
(六)
庆历三年（1043年）七、八月间，仁宗皇帝召令参知政事范仲淹主持全国性改革运动（史称庆历新政），并且再三催促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张方平等人尽快拟草改革方案。九月，范仲淹拿出了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含教育、医疗等）事业的全面性改革方案——《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十月，一些改革措施在全国陆续推行。
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班子向全国颁发所有州县都必须建立学校的新政召令，此时从西北虢州远道来到岳州的滕子京，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范仲淹推行的改革措施。岳州州学逼窄于街坊之中，矮小破旧，容纳不了几个学生，青少年辍学的很多，于是，他在人地生疏的情况下，迎着困难筹措资金，组织人力，重新选址，建起了有一定规模的崭新学宫，并且请朝廷的龙图阁直学士、起居舍人尹洙写了《岳州学记》（41）。
因施实不久的新政触痛了官僚阶层的利益,引来了一片反对的呼声，仁宗对改革开始淡心，范仲淹已经感到很大的政治压力，庆历四年（1044年）八月，他请示暂时离开朝廷，去宣抚河东（山西一带）与陕西，以避开反扑而来的汹涌政治风浪。他利用此次回陕西延州的机会，会晤了龙图阁直学士、知延州的庞籍。两位同年知己此时已是56岁老者，回想当年同场科考，激扬文字，心存高远，感慨良多。庞籍见范仲淹政治失利已现端倪，便献上一诗表示理解与安慰。范仲淹此时想到的不是自己的政治得失，他早已作好了应对改革风险的心理准备，眼下最关心的是政治打击严重，仕途处境艰难的老友滕子京。范仲淹在和了庞籍给自己的诗之后，又步着庞籍所写诗句的韵，给远在岳州的滕子京写了一首《和延安庞龙图寄岳阳滕同年》（42）的诗，以表示对他的眷恋之情。诗云：“优游滕太守，郡枕洞庭边。几处云藏寺，千家月在船。疏鸿秋浦外，长笛晚楼前。旋拨醅头酒，新炰缩项鳊。宦情须淡薄，诗意定连绵。迥是偷安地，仍当饱事年。只应天下乐，无出日高眠。岂信忧边处，胡兵隔一川。”滕子京来岳州后，虽然在不停地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但心理上一直没有走出遭冤受害的阴影，沉湎于难以排解的积怨与悲忧之中。他接到从邮路传递来的这首诗后，象盼来了一场及时雨，获得了思想上的滋润与精神上的补益，几近干枯的身心顿时爽朗豁然。范仲淹在诗的前半部分，对他在岳州生活的画面作了猜想性描绘，给了他慰藉与乐趣。后半部分的“仍当饱事年”，“只应天下乐”，是劝告也是期盼，给他输入了一股政治激情，把他从“己悲”中解脱出来，让其坚定了投身到为老百姓兴一方事业之中去的决心。
滕子京在范仲淹的激励下，深入群众，奔走江湖，了解州情民情。他很快发现了制约岳州经济发展，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一大问题：洞庭湖上往来的商船、客船、渔船在岳州府下的湖段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港口停靠，要远航到南面的南津港下客御贷。这样既有大风大浪时难以入港的危险，又有远离州府货物难以搬运、客人难以步行的艰辛。因此，他筹款筹工，在“自岳阳门西，距金鸡之右”的地方，修筑了一条“长一千丈，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杀其上”（43）的“偃虹堤”，并且请知谏院的欧阳修写了《偃虹堤记》。偃虹堤的建成，解决了上述问题，为岳州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滕子京在岳州的苦干实干，迎来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大好局面。庆历五年（1045年），他决定重修风雨飘摇，濒临倾毁的岳阳楼。他在州府财力薄弱、百姓生活困难，修楼资金缺乏的情况下，找到了“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44）的融资渠道，很快“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45）。春季工程起动，进展顺利。
新楼楼身已具雏形时，滕子京开始思考起一个重要的问题——楼记写不写？写！请谁写？
他想“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46）,过去虽有唐代李白、杜甫、孟浩然、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等大家和当今的吕端、夏竦等名人题有诗词楹联，但“于篇咏外卒无文字称记。所谓岳阳楼者，徒见夫屹然而踞，岈然而负，轩然而竦，伛然而顾，曾不异人具肢体而精神未见也，宁堪久焉！”（47）楼，毕竟是木料构成，风雨侵滛，寒暑催蚀，必然毁坏。只有记文，可以千秋万代，永远保存，因此他决定为新楼作记！
他很快把视线聚焦到了范仲淹，认定他是写作楼记的最佳人选。他在长期接触中深深地认识到，范仲淹不但写得一手绝妙的文章，有钟爱山水楼阁的天性与灵气，而且志在天下、功及社稷、情系百姓、思想博大，人格高尚，具有为岳阳楼灌注精髓，铸造灵魂，滋养血肉、激活精神的写作条件与写作能力。
于是，他于庆历五年（1045年）初冬向已罢参知政事，任邠州知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的范仲淹去信，请求为之撰写岳阳楼记。因邮路投递故障，没有回音。庆历6年（1046年）初秋，当重修的新楼已见古朴高雅，雄姿英发骨架，快要峻工时，他求记心情更加急迫，于是派使者携带着自己亲笔书写的《与范经略求记书》和《洞庭晚秋图》前往陕西邠州去找范仲淹。其实，当年年初范仲淹因病，因邠州已无战事，向仁宗请示，已调往豫西南与鄂西北接壤的邓州担任知州去了。使者在邠州掉转马头，匆匆向邓州而来。经几个月的辗转折腾，9月中旬终于在邓州找到了范仲淹。
此时降衔“给事中”、职任知州、年高58的范仲淹已是一位肺疾缠身的老者。当他在邓州府衙接到《与范经略示记书》和《洞庭晚秋图》时，不由得从心底里升起一股对老友滕子京的钦佩之情。他不顾年岁已高，体弱多病和谪贬屈辱，在江湖已远，环境艰苦的岳州，为老百姓、为当地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如今又大手笔，高起点重修岳阳楼，做一件前继古人，后惠来者，利在当代，功垂千秋的大事，实在是难能可贵啊，岂不是已达到古仁人倡导的“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忧民之忧，乐民之乐”的境界了吗！现在他遣使远道而来，求我为新建的岳阳楼写一篇记述的文章，看来这文章不能就楼写楼，为记作记，仅仅局限在结构与形态之上。应该以修楼的主人翁滕子京入题，以他谪贬后的心理状态和在岳州有所作为有所建树为代表，敬告所有迁客骚人与天下所有的人，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应该抱定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这也正是滕子京希望用文章为岳阳楼灌注的精髓，激活的灵魂。想到这里，范仲淹在邓州的“花洲书院”挥毫落墨，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了皇皇名篇——《岳阳楼记》。这是两位垂垂暮年的老人，用多年来灵魂深处的交融与官场战场的生死交谊，共同奏响的一曲震古烁今的生命之歌，历史之歌，时代之歌！
岳阳楼峻工后,滕子京在岳州3年任期已满，庆历七年(1047年)年初接到朝廷调知苏州的诏令,他拖着在岳阳积劳成疾的病躯,于二月底到达苏州。在苏州马不停蹄，抱病进入繁重的政务之中,正当苏州府衙的官员与老百姓刚刚看到新任知州的勤政善政,“人歌其能政”(48)的时候,三月底他骤然暴病，良医无力回天。滕子京带着一生落寞失意的遣憾与不懈奋斗的欣慰，离开了人间。
当滕子京逝世的噩耗传到邓州府衙时，范仲淹老泪纵横，悲痛万分。因去苏州甚远，且老且病的他已无法前往灵前吊唁。于是，连夜书就《祭同年滕待制文》（49）的祭文特派官员前赴苏州悼念奔丧。他在祭文中悲怆地高呼：“呜呼子京，吾人之英！”，“闻其凋落，痛极填膺”。并且以兄弟之谊承诺：“独有令嗣，堂构可承。我其抚之，必教而称。子京勿恤，魂兮高升”。范仲淹表态为滕子京抚养尚未成年的幼子，这样的感情应该是两人生死之交的最好注脚了。
尔后，范仲淹应滕子京家室子女之请，又为其撰写了《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50）。在这篇洋洋几千字的墓志铭中，他对滕子京的一生给予了全面系统的评价，对两人的关系也作了来龙去脉的描述。当写到两人合作完成的杰作《岳阳楼记》时，范仲淹说：君“重修岳阳楼，刻唐贤今人歌诗于其上，予又为之记。君乐于为善，士大夫亦乐其善而愿书之也，可不谓之君子乎”！由此可见，范仲淹与滕子京之间的生死之情，是建立在“君子”基础上的。所谓君子，忧国忧民，有担当精神，有责任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是也，范公滕公，君子也，伟人也！
在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不禁想起《岳阳楼记》的最后一句：“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吾谁与归？范仲淹自己的回答肯定是滕子京，滕子京的回答必然是范仲淹。世界上真正的知音很少，政治知音更是寥若晨星，然而在史册上却有这样的光辉典范，那就是范仲淹与滕子京！
(1)(2)(19)(20)(21)(22)《续资治通鉴》（文白对照全译）
（11)（25)（26)（27)（28)宋·范仲淹：《滕公夫人刁氏墓志铭》
（3)（4)（32)宋·范仲淹：《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
（48)宋·范仲淹：《祭同年滕待制文》
（5)（7)宋·范仲淹：《户部侍郎赠兵部尚书蔡公墓志铭》
（6)宋·楼钥：《范文正公年谱》
（8)吴曾：《能改斋漫录》
（9)宋·范仲淹：《让观察使第三表》
（10）宋·范仲淹：《谢转礼部侍郎表》
（12）（13）（23）（29）（30）（34）（36）（37）（38）（42）（49）（50）《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P80、29、689、468、51、435、626、629、629、121、275、360
(14)况穆：《方舆胜览》
(15）元·脱脱：《宋史》；宋·楼钥：《范文正公年谱》
(16）(17）宋·范仲淹：《与周骙推官书》、《与欧静书》
(18）(31）(33）(35）元·脱脱：《宋史》
(24）虞云国：《细说宋朝》
(39)王辟之：《渑水燕谈录》
(40)费衮：《梁溪漫志》
(41)尹洙：《河南集·岳州学记》
(43)《欧阳修文集·偃虹堤记》
(44)(45)宋·司马光：《涑水记闻》
(46）(47)宋·滕子京：《与范经略求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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